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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说杀溺幼婴风俗最盛之地，恐怕还属福建。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王得臣的《麈史·风俗》则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对此风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朝廷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过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然而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不仅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类似情况的记载绝非零星散记，实在举不胜举，可见宋朝的税负已经重到让人连人伦大道都顾忌不得的地步了。其实别说道德规范不了，连严刑峻法都已遏制不住。
朱元璋立国时便以绝前宋苛政为要，但高务实在疏文中依然毫不畏惧地拿宋朝举例并进行了对比，不是他活得不耐烦了，而是其中有些简单的数据就已经很能说明当下存在的问题。
宋朝既然“生产力”不及大明，那么其真实财货的丰富程度自然也是不及大明的。可是，宋人即便是盛行“不举子”之风的地区，人们好歹也还是先有“二子一女”之后，这才开始杀婴，此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苛捐杂税虽重，但三个孩子还是勉勉强强能够养活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当于税负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贫民之家依然能养活三个孩子。那么，推而广之一看，大明的贫民之家岂不是能养活三十个孩子？这还叫贫民吗？这……是真的吗？
以上推论肯定不是真实情况，且不必说其他，单说大明民间那许多以自宫而求为宦官的人，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倒霉蛋？
自然不是，他们大多都是失地农民，本来就被盘剥得厉害，一旦出点什么天灾人祸，就只好行此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