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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面还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农民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卫所军户。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却几乎不分职业属性，除了朝廷官员、皇亲贵戚等极少数人之外，谁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过头来一看，就会发现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农民的处境要好得多，虽然他们的“理论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不如，但其实过得远比农民要好。
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务实刻意渲染的“十倍论”，任谁来算这笔账都会觉得大明的这种“轻徭薄赋”，对农民而言似乎帮助并不算很大，反倒是对于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过分了——他们近乎没有税负了。
如此说来，咱们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来征税，最起码我征它个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这总不为过吧？
前宋的杂税加起来七千万贯，就算只征其十一，那也有七百万贯啊！
好，就算咱们的税种没有前宋那么多，就再打个对折罢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万贯啊！
（注：两朝的一贯都等于一两银子，但其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宋朝和在明朝并不对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参考万历会计录】。只是这就太复杂了，我要这么写的话估摸会写成财政史，没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岁入，那意味着什么？几乎意味着连开藩禁这件事，都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了！而现在开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则意味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