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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的《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小石子，而是往海里扔下了一颗原子弹——它掀起的绝不是区区涟漪，而是惊世狂澜、滔天巨浪。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一直就以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著称，怎么你高务实好的不学，偏要学那苛政猛如虎的前宋？
前宋“苛政”有多出名？明人提起之时，常言其苛捐杂税十倍于汉、五倍于唐，以至于广泛出现“不举子”。
举者，养也。不举子，就是不肯养育自己所出的子女。这么说或者太文雅了一些，不妨说得更直白一点：不举子也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税负是其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杀婴习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理说，类似于“不举子”这一类的现象，一般只会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
然而在“以富著称”的宋朝，即使是没有灾害与战争动乱的阶段，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现象，甚至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他被贬黄州，又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出自《东坡志林》）。
可不是只有苏轼记载这些，朱熹的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也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