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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民田为两万一千五百九十三顷，与永乐初年相比增加了一万五千顷以上。此时屯田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三七。
嘉靖四十四年年，屯田额为一万零九百二十四顷，较正德三年又减少了七千顷。民田为两万七千四百九十一顷，较正德三年增加了近六千顷。屯田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四四，明显下降。
嘉靖以后，辽东经济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日渐残破。嘉靖年间以前，辽东军屯虽日渐衰落，但民田却在不断增加。然而嘉靖年间以后，军屯、民田均在日益减少。
比方说去年，也就是万历十年，辽东有军屯八千九百零三顷，民田两万四千一百八十八顷，总耕地面积为三万三千零九十一顷。
这和嘉靖末年相比，军屯减少了一千多顷，民田减少了三千多顷，总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千多顷。如果高务实的记忆没错的话，这种发展趋势，在原历史到了万历末年至崇祯年间时期，还会更加严重，原因多样，暂时倒没必要提。
辽东经济的残破还表现在大量辽民逃亡。弘治元年，辽民“逃亡日多”。万历七年，整个辽镇“军民逃亡者半”。
有的“窜伏山东海岛渔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轻，往而不返”。有的逃至女真居地，为女真贵族耕种、役使。
历史上到了最后期，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开原道兵备金事潘宗颜写道“职前往还铁岭，一路居民百十为群，或三五十为伙，无论五六十起，纷纷遮告，泣称草豆寻买不出，地方所产已尽，兼称春种俱绝。见今各民糊口无粒”，只好逃亡。
现在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开始有这种趋势了，尤其是在李成梁执行的作战思路之下，不怎么“守土”，而是倾向于去攻击对方的兵马，这样就造成一些地区总是受到兵灾，经济方面当然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经济残破造成辽民逃亡，辽民逃亡又加速和加重了辽东经济的残破。这已经是一个死结，只有改变李成梁的这种作战思路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