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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楚等以农为本的政权，通过户籍与土地的强绑定，短期内实现了赋税稳定。南唐昇元年间，户籍人丁较杨吴时期增长40%，江淮农业恢复至盛唐水平；楚则凭借茶户户籍垄断湖南茶利，成为南方较强盛的政权之一。但这种管理模式也存在致命缺陷：南唐后期因土地兼并加剧，「诡名寄产」（大户隐瞒人丁土地）现象普遍，据《江南别录》载，后主李煜时期，江南实际人丁比户籍登记少三分之一；楚因茶户世袭制限制了产业流动，导致后期茶叶品质下降，茶税锐减，终因经济失衡被南唐攻灭。
（二）商业型政权的活力与隐患
吴越、闽、南汉的商业户籍管理催生了经济繁荣。吴越通过海商户籍推动明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丝织品远销日本；闽的泉州港在五代末期已超越广州，成为蕃商首选口岸；南汉的广州蕃商户籍体系为宋代市舶制度奠定了基础。但商业户籍的松散性也带来统治风险：吴越坊户中富商大贾通过贿赂胥吏逃避商税，导致「上等户赋轻，下等户赋重」；闽的蕃商户籍因缺乏有效监管，曾发生阿拉伯商人勾结海盗劫掠沿海事件；南汉因过度依赖蕃商税，本土农业户籍凋零，最终因「工商盛而农战衰」被北宋轻松平定。
五、历史余响：南方户籍实验对宋代的启示
五代十国南方政权的户籍管理差异，本质是地理环境与经济模式对制度的塑造。农业型政权的「田亩—人丁」绑定逻辑，为北宋「主户—客户」制度提供了借鉴；商业型政权的「市舶户籍」「蕃坊管理」，则直接影响了宋代市舶司的设置与蕃商管理政策。尤为重要的是，南方政权在户籍分层（如匠籍、茶户）、流动人口管理（如客籍院）、民族户籍（如峒户）等方面的创新，打破了唐朝「重农抑商」的户籍思维定式，成为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从「人身控制」向「经济管理」转型的先声。当北宋重新统一中原后，面对南方已然成型的商业社会，不得不调整户籍政策，最终形成了「农工商并重」的多元户籍体系，这正是五代南方户籍实验的历史馈赠。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五代十国南方政权的户籍分野，实则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制度适应的微观体现。当黄河流域因战乱陷入户籍废墟时，南方各政权依据地理禀赋探索差异化管理路径，既维持了地方统治，也为后世王朝提供了制度创新的样本。这种「地理—经济—制度」的互动逻辑，成为理解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演变的关键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