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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高务实本不愿直言，但此时此刻又不好不说，不过他其实也是谨慎过头了。曹簠作为他在辽抚任上的部将，又是他上疏从牢里“捞出来”的，现在每每给他写信都必称“恩堂”。
对于这样一个人，他自然有很强的影响力，别说皇帝听了不会觉得意外，就算申时行、王锡爵听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说到底，还是高务实自己不希望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个“人治社会”中的循吏，而总按照“法治社会”来要求自己的思维在起作用。而朱翊钧也好，申时行、王锡爵也罢，他们是习惯于人治社会的一切规则的，所以反而认为这很正常。
常言道“法不不外乎人情”，意思就是法律一般不会超出人类社会的情感之外，即基本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的感情思想。因此，一切法律无论严格还是宽和，都应该是富含人性化的。
当然，这里的“人情”并非作为社会上流传的人情世故来理解，而是指人类的情感。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道德本是由人情而生化，故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人情的存在。既然如此，一个获救之人更愿意听从搭救者的要求，显然是一件完全合情合理的事。
或许，只有高务实才会下意识淡化这种人情因素，试图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讲道理”。
果然，朱翊钧笑了笑，很自然地道：“那就最好不过了，朕觉得你不如干脆说得细致一些，让他知道这一仗该如何打。”
好吧，这又是典型的高务实依赖症。在朱翊钧眼里，似乎只要高务实运筹帷幄之中了，曹簠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能照猫画虎打赢这一仗。
更诡异的是，似乎不仅朱翊钧这么想，申时行和王锡爵也有这样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