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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商社的对手，出在海上。
从隆庆末年高务实建设天津私港算起，到如今已经有将近八年时间了，在这八年里，高务实再次让世人见识了点金手的神奇——甚至不止一次。
首先是天津港的崛起让人瞠目结舌。原本按照旁人想来，所谓漕、海并行，无非是把一部分漕运无法完成的任务转到海上，而漕运本来就是个亏本买卖，所以海运那边也应该是无利可图的。
漕运是不是亏本买卖？肯定是，这一点高务实清楚得很，他前世闲暇时看过关于明朝漕运的几本专著，通通都认为漕运肯定是亏本买卖，而且有详细的数据支撑。
其实大明的漕运，本身就不是一个盈利性的事业，大明朝廷也从来没有把成本问题当做大事来看待。
比如就漕粮来说，尽管为了运输而付出了高昂的费用，但朝廷仍然不时以低于初始的价格在京城市面上出售粮食，这难道是在从成本方面考虑问题吗？显然不是，这是从京畿地区统治稳定的角度考虑问题。
劳力的消耗，尤其是维持漕河河道的劳力消耗，常常不在漕运当局的考虑之列。事实上，在全国上下竭尽全力把粮食运到北方的同时，私商却在淮河地区、湖广地区把粮食运到南方。
高务实对于漕运问题印象最深刻的，是某本专著里曾说：“1632年，户部尚书上奏明廷报告说，大量以实物缴纳的税收还未征收上来；其中包括清单上由苏州缴纳的蜂蜜，它的价值还不到28两银子。这份上奏是在全国纳税欠款超过1700万两银子的情况下提交的。
此外，钱币流通渠道也能反映出缺乏系统管理。1592年，北京所属宛平县向中央政府规定的27个兵站和机构（其中一些坐落在长城上）交货。可是，全部物品所值不到2000两银子；其中一些物品所含价值不到50两，有一些甚至只有一、二两。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在漕河管理问题上，明代官僚同样设置了许多成本大、浪费多的程序。”
漕河也就是大运河，本身是一条人造河流，它的运作效率，不但同黄河的含沙量、高邮湖的水位和华北的冰冻季节有密切关系，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时人的看法及对种种问题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