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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束缚，想写什么写什么，就过于任性，就不能为官场所容。
但在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可能发挥出个人的才华，这就是嘉祐以后，欧阳修改变科举文风的目的。
同时从唐赋和宋赋来看，唐赋更重于文采而轻于议论，宋赋早在范仲淹时，就更重于议论说理，而轻于词藻。
文采词藻更侧重于考察考生的才华，说理议论更侧重于考生的能力。
这也是两个不同的选拔标准。
当然若考生能兼顾声韵平仄文采议论写出一首这样的赋来，自是最好，但这样的人才肯定是万中无一的。
时势造英雄，不同的人才在不同的环境脱颖而出。
如今嘉祐六年的风格正适合于章越。
自己就是议论说理强于叙述词藻，重于文章内容而轻于声律。
只要在不出韵的前提，这篇赋章越要尽可能写出题意‘金在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