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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潜觉得，除却吕不韦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中原华夏采用的小农经济的封建体系制度和大地主阶级形成的上层建筑，和商人之间自由经济体系的天然对立关系的原因。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现在斐潜是整个征西集团的领导者，而整个华夏又似乎在重现当时春秋战国时期各地诸侯割据纷争的情况，所以可以互通有无的商人地位又重新被提升了起来，因为各地诸侯地理范围总是有限的，有些物资不可能本地产出，必然要经过商人的贸易。
斐潜下辖的这些商队能够得到各地诸侯的默许，在其领地之类交易买卖，其中固然有斐潜这个征西将军面子上的一部分因素，但是更多的是这些诸侯他们也希望通过商队获取他们想要的那些物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没人提出什么抑制商人的政策。
但是一旦从分裂回归了统一，大地主统治阶级就必然希望天下人都被约束在土地上，子子孙孙为了土地付出，然后用户籍限制人口的流动，从中获取一代又一代人上缴的各种赋税……
那么各朝各代，持续的推动重农抑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商人，尤其是对其前身曾是农民的中小商人以这样或那样的限制，贬低其社会地位，其用意正是为了“驱民而归亩”，同时遏制商人与国家争利，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汉儒融合了战国时期法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也认为只有农业才能生产财富，这种思维一直持续直至到了偏安一隅的宋代才有所放松，但是宋代的地理环境，也可以看成是春秋战国的一个四国或是多国版本……
商人带动了商品流动，促进了地域沟通，同时也想白石羌一样，会间接的发展道路网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科技的进步，因为新奇的东西利润肯定更高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