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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虽然同样是大师手笔，但思想深度自然不如“贝九”，而且由于技法积淀未够，贝多芬暂时拿出了钢琴，作为乐队与合唱团对话的媒介，与其说是“带声乐的交响曲”，其实更接近于“带声乐的钢琴协奏曲”。
但从实验作品的角度出发，贝多芬无疑是位务实的巨匠，他没有一上来就好高骛远，而是从探讨交响乐和声乐的融合可能开始，逐步为后面《第九交响曲》的成功铺路。“贝九”末乐章以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谱曲，铸就了一部宏伟、庄严、充满哲思和对人类终极意义探讨追寻的壮丽颂歌，是其艺术生涯的最伟大之作，也是那个时代的登峰造极之作。
从Op.80到Op.125，前世的范宁经常拿这个例子，来论证“谱写崇高绝不是仅靠天才的一瞬灵感”，伟大如贝多芬，也同样是因坚韧和勤勉，因对艺术的务实和虔诚而达成不朽。
现在在这个世界，作为逝世即标志本格主义时期结束的巨匠，吉尔列斯同样经历过类似的轨迹，他对于将声乐融入交响曲的尝试，自《第七交响曲》就开始了，先是从小型二管制+独唱开始，再是回归三管制+四部合唱，最后才是在《第九交响曲》中写出三管制+四重唱+两个混声合唱团的庞大规模。
后者同样被公认为是吉尔列斯在交响乐领域的最高成就，公认为他艺术生涯的最高峰和一生技法的系统总结。
讨论组认为，正是吉尔列斯《第九交响曲》让其升格为“掌炬者”，他凭一己之力的生前生后影响，至少让失常区扩散进度相比无他时滞后了两百年。
在这个世界，它是一座难以逾越，论乐必谈的伟大丰碑。
虽然浪漫主义发展至今，取得的成就已经让作曲家们初步摆脱了吉尔列斯的“阴影”，初步建立起了“语汇自信”，但大家都是另辟蹊径。
也没有谁敢选择用‘在交响曲末乐章加入合唱’这样的方式来升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