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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越道：“老泰山，天下皆知市易法有病，不是小病，而是大病，日后其患必被于天下，何必为眼前短浅之利，而败坏了商贾。”
吴充道：“此为官僚细故，市易法之弊乃害商。但为何要使商人居末业？因为缺钱了，朝廷不敢先问百姓取，而是问商人取的。”
所以历史上明朝万历皇帝打着收矿税的名义，派出太监宦官向民间收商税。
章越道：“商税取之有法，不可以市易法取之，老泰山可知道如今汴京城里要为营生，必须先向官府借钱，方才允其生意。至于吕惠卿，吕嘉问二人口口声声说，朝廷绝无强行向市商摊派息钱之意。但这话谁都知道是睁眼说瞎话！”
宋朝商税本就不少，真宗时就收入八百万贯以上，不似明朝那样商税收入极少。
而市易法败坏处，在于老百姓必须先向官府借钱，才能获准经营。
市易法的利息钱是二分，而为了达到嘉奖赏赐，执行层的官吏们不仅权力寻租，而且强行放贷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最后还不起市易钱破产的百姓不计其数。
到了元丰年时，开封欠市易务钱的有两万七千多户，共欠钱两百三十七万余贯。
吴充叹道：“那又有何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