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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长期将蒙古统治视为“上帝对俄罗斯人的考验”，教堂壁画上的“黄祸”形象从未褪色。
当加夫里拉的哥萨克卫队发现来者是“蒙古人”时，宗教狂热与历史仇恨产生了诡异的化学反应——他们坚信投降只会迎来比伊凡雷帝绞刑架更残酷的结局。
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恐惧，让剩余俄军在失去指挥中枢后仍能自发组成队伍逃离，并在之后发现确实逃不过蒙古骑兵的追击时组成圆阵，用雪橇犬拖曳的火炮残骸构筑防线，甚至有士兵在临终前用鲜血在桦树皮上寥寥几笔画下反蒙古的东正教圣像，祈求“神圣俄罗斯”的庇佑。
对俄军而言，此刻的抵抗早已超越了军事意义。每一个倒下的俄军与哥萨克，都在重复着三百年前基辅罗斯王公的誓言：“宁可让冰雪封冻心脏，也不让鞑靼人的马鞭触碰十字架”。
这种根植于民族记忆深处的仇恨，让托木斯克的残雪都染上了近乎偏执的顽强——即便指挥中枢已被端掉，那些从城墙上拆下的圆木滚石仍会尽可能精准地砸向蒙古骑兵的阵列，就像当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冰湖上击碎条顿骑士团的盾牌。
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对抗的“鞑靼人”，早已换上了明朝的衣甲，扛着比祖先更可怕的燧发枪。或许，正如同“鞑靼人的马刀不会因祈祷而变钝”一样，大明的燧发枪也不会因为上帝的庇佑而枪下留情。
伊勒都齐的援军已从东北方杀来，万余骑兵在雪原上展开扇形阵势。明军的燧发枪与哥萨克的火绳枪对射，前者的火光连成线，后者则只是零星的闪烁。
“小王爷，罗刹人的火绳枪哑火了！”一名探马骑兵回来报告。额尔德木图大笑，拍了拍腰间的万历三式燧发骑枪：“告诉弟兄们，自由射击！”
归化骑兵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前排骑兵学着高务实从禁卫军调拨给归化骑兵第一军的教官们的操作，在已经打成阵地战时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射击，后排骑兵则从他们身边越过，在进行包围的同时，还在运动中装填弹药——这玩意明军自己都玩不转，也只有这种路都走不稳就开始学骑马的民族能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