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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良佐这边刚刚散会，进剿一事却已被某些四川官员紧急密告播州。杨应龙得知后轻蔑一笑，道：“这新来的宋抚台有些意思，难怪偌大年纪也没能挤进部堂，果然是个不晓事的，竟想以武力逼我就范。孙先生，你对此可有高论？”
这位孙先生名叫孙时泰，颇值得一提。此人乃是浙江余姚人，那一代包括绍兴在内都是在整个大明朝盛产师爷的地方。孙时泰在播州杨氏地位也比较特殊，相当于军师，只有足智多谋的人才能当得起这个大任。
不过孙时泰与寻常师爷不同，他学的是帝王术，而且是其中的“霸道”——帮助他人成就一番霸业的学问。据说孙时泰此前在京城时夜观星象，见西南“客星犯紫微”，认为有改朝换代的变故，于是遍访明主，终于找到了西南的杨应龙。
其实杨应龙早前并无反意，他不过是土皇帝做久了，嚣张跋扈成了习惯，后来闹出事只好把儿子杨可栋当做人质送去重庆。
这里有一段后世基本很少谈起的旧事，但却与杨应龙“造反”关系很大，值得一说。之前已经提到，为了报复五司，杨应龙采取各种手段对付五司，加快了迫害五司的步伐。
由于高务实当年南迁广西众多土司至安南，使广西土司旧地大部分改土归流，朝廷在广西的权威大幅提高，广西的经济发展也在高务实的规划和安排下在近几年快速提升，终于从一个朝廷财政上的无底洞变成了现金池，这给了朝廷将其他土司逐渐改土归流的信心和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杨应龙与播州下辖五司的上述种种矛盾经过发酵，五司将杨应龙罪状上报明廷，时任贵州巡抚叶梦熊立刻上疏要求播州改土归流。
其实播州的问题早在嘉靖时期就已进入朝廷的视野，当时川贵守臣为了本省利益就播州归属问题引发争执。此番播州下属五司奏报送达朝廷，朝廷介入此次播州问题，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同时也使得播州杨氏土司丧失了处置此次问题的主导权。
随着解决问题的主导权丧失，杨应龙惧怕外部势力的介入损害播州杨氏土司的利益。在这一时期，杨应龙的行为越来越激进，但激进的行为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将问题上升为播州杨氏土司与朝廷的矛盾，最终导致播州杨氏土司彻底与朝廷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