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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朕给的权力太过了，但经略本来就是皇帝临时委任的事职，给多少权力是从任务本身的重要性和完成任务所需的权力来综合衡量的，作为大明立国二百多年以来针对蒙古的“最后一战”，那是何等的兹事体大！朕给予“蒙元经略”超出以往各经略的权力有什么不对？
这四问，或者说这一问，着实是把众阁老给问住了。倒不是说找不到话来回答，而是无论怎么回答都很难把这话说得滴水不漏。
文官重不重要？在阁老们看来当然无比重要，完全是大是大非方面的政治正确。然而，皇帝的意思也没错啊，消灭蒙元对于大明而言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正确，谁敢反对这个观点，去孝陵或者长陵面前享受凌迟待遇应该是很合适的。
你要问为什么？因为大明朝的“得国之正”就是来自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大明朝的统治正当性的根本注脚。
既然无法做出比较性、选择性的回答，因此内阁只好运用“答题技巧”，避免谈论“哪个更重要”，反而转移关注点，开始讨论“经略”这个职务是否需要明确定义，以及如果需要则该如何定义，甚至还要讨论事职与经制官之间的关系该不该做出某些改变。
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无论是心学派的申时行、王锡爵，还是实学派高党的吴兑、梁梦龙都不打算“抢答”，最后居然是王家屏先开口了。
王家屏的风格一如既往，有事说事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将经略这个不常设的事职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就是说经略一职乃是因事而设，国家哪里出了比较严重的事务需要有方面大员临时坐镇，那么就设置一个专门的“经略”，事毕即罢。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经略一般权力很大，临时设置也就罢了，万一常设，谁来监督他，谁来制衡他啊？
王家屏的立场一贯比较中立，甚至相对来说他对实学派还有些许倾向，这话说出来虽然是针对了高务实，但本质上的确不是针对高务实这个具体的人去的，这一点连吴兑和梁梦龙都很清楚，因此两人也没有跳出来反驳，而是打算等等，先看申元辅怎么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