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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几个人，能管理好一个县的事务吗？放在后世那肯定不能，因为后世的政府要管的事太多了，这几个人就算三头六臂都管不过来百分之一。
那这一对比就很令人诧异了，大明朝一个县才四个官，是如何管过来的？
其实就两条，一是靠乡绅自治，二是……能不管的尽量不管，此所谓“民不举官不究”，只要没人来喊冤，我就当这个县是路不拾遗、朗朗乾坤，至于私底下有多少罪恶丑陋，那不关我事。
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国家财力不足以养活那么多行政官员之外，还有一个相对更深层次的思想来源，即汉初曾经非常盛行的黄老思想。
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不如说点现实的。譬如其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认为君主应该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提倡“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这些主张特别是其中的休养生息，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良性影响，结果出现了文景之治等盛世，也因此对后来的历朝历代造成影响。
但是，这种思想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是靠自发的。譬如一座城市的出现，它不需要规划，全靠自发形成、自发发展而来。
在高务实看来，城市发展由自发而进入规划，是一种必然出现的进步行为，在国家有能力进行规划的时候，规划总比不规划要好。例如唐代长安城规划出了东西二市，商品经济发展很快，这才出现了用“东西”指代物品的新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