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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高务实的分析，高拱当初裁撤这些递运所的主要原因其实很简单：嘉靖年间留下的旧账实在太多，朝廷严重亏空，仅拖欠的官员俸禄和各军军饷加在一块儿就高达一千多万两。
考虑到当时朝廷正经的岁入只有四百来万两(地方留存和直接转运九边的田赋粮税是不算的)，去掉正常开支之后，每年不过勉强维持罢了。倘若如此下去而不加以改变，那就意味着这笔旧账恐怕要欠到天荒地老。
所谓财政，归根结底就两点：收与支。财政出现了问题，解决办法也只有两个：开源和节流。
高拱的做法是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开源方面，一边丈量田地，同时推行一条鞭法从国内征银；一边开海开关(关，指俺答封贡之后的边关)征收关税；还从已经初见规模的京华各个产业开始立榜样收商税等等。
节流方面，不仅耗费巨大的递运所被裁撤许多使用率低下的部分，甚至后来连隆庆帝的陵寝都是直接用了嘉靖修给乃父的那处，搞出孙子用爷爷陵寝的怪事(当然嘉靖当年修了之后实际上没把老爹的陵迁过来)，诸如此类之事，高拱顶着压力干了许多。
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里表示，如果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批评高文正公当年的处置，那是非常不公道的。因为，在高文正公秉政的八年里，朝廷不仅填补上了一千多万两的巨大亏空，而且基本建设完成了九边的新防御体系(指谭纶、戚继光提出的空心敌台体系)，这其中前前后后花费的约两千万两银子，若不靠开源节流，难道指望天上掉下来？
但前人有前人该做的事，今人也有今人必须承担的责任。递运所在当年是不撤不行，而在如今，却也需要思考该如何继续。
乍一看，递运所的问题想要解决，也可以按照此前急递铺的思路来，即开放民用服务，以之赚取资金维持国家公共职责。好比急递铺既然可以为民间送信，那么递运所当然也可以为民间送货，看起来完全是一回事啊，能有多难？
然而递运所的情况还真有不同，原因出在递运所的人员来历，以及其在地方上的所属管辖部门完全有别于水马驿和急递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