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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宰相本身只对皇帝负责，而百官反倒并不需要直接对皇帝负责，却是对宰相负责的。
后世很多人不明白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们和皇权冲突那么大、那么激烈、那么不可调和，其实原因就在于此。
正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皇权把相权压制得太狠，所以大明朝的文官们对于恢复宰相的真正权力就越发念兹在兹，文官集团长期为此坚持不懈，矛盾当然就产生了，也根本不可避免。
心学派的官员当然也是文官，而且他们比实学派官员更加重视这种有些“复古”的传统。因此，在王锡爵的眼中实学派固然是大敌，但好歹在大范畴内还属于战友，而作为皇权衍申的阉党，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种，根本不可调和，也没有任何调和的理由。
之所以现在心学派和张诚这种阉竖居然搅和在一起，在王锡爵眼里不过是典型的“经权有变”罢了——我只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阉竖合作一下，不代表你在我眼里能算个什么玩意。
他刚才一听张诚那个“我辈”就勃然作色，要不是申时行连忙打眼色给他，差点就要当场发作，也正是因此。
我堂堂文人君子，会跟你一个阉竖是“我辈”？你这残缺不全、畜生一样的东西，也配和我这满腹经纶的文人士大夫相提并论？
这就是王锡爵的思想，同样也是申时行的心底所想，无非王锡爵脾气更刚直，而申时行更阴柔罢了，本质上并无区别。
因此王锡爵如此一说，申时行便只好叹息一声，道：“阉竖自是不足与谋，只是眼下实学势大，我辈一时之间也只好含垢忍辱、相忍为国了。可元驭兄这样一说，万一高日新尚未真正‘飞鹰折翅、猛虎落牙’，而张诚却反而倒在了他前头，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元辅此说自然是老成谋国之言，锡爵自然深知。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等才尤其需要牢牢抓住此次机会，趁高日新被迫放权之机悄然掌握大势，把之前的颓势扳回来，否则下头的晚辈弟子们继续颓唐下去，将来再想挽回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