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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九边募兵最多，募兵费也最高，但除了九边之外，其他地区也会有募兵，比如沿海抗倭时的这笔钱也甚为惊人——如戚继光所部戚家军就是募兵，对他们的供给也由朝廷捡账(但其实不够，还得靠戚继光从其他地方想法子，包括做假账贪墨，然后又砸进军队里)，其余如俞大猷、刘显等抗倭主力，性质上也基本都是募兵(当然相关卫所也要提供一部分兵员)。
但是请注意，这里的募兵银是一次性的，并不涵盖月例银，也就是说这笔钱只是买了个募兵进来，而并没有算上“月薪”。
“月薪”这一块，南北方价格又有不同，一般来说北兵较低而南兵较高(南方经济发达，给少了没人应募)，南兵的月俸有时候甚至高达每日三分银——意味着一个月要九两，当然这通常是战时，比如御倭最严峻的时期。
于是到嘉靖十八年后，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边臣日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自五十九万而增至二百八十余万。”
俺答封贡前夕，时任户部尚书张守直言：国家贡赋“一岁收入仅二百三十万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万余而边饷至二百八十余万，其额外请乞者不与焉。二年(指隆庆二年)用四百四十余万，三年(同上指隆庆三年)则三百七十九万，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
近者迁四御使扩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积者而尽归之太仓，然自老库百万之外，止二百十万有奇，不足九边一年之用，国计至此人人寒心”。
他当时这个说法固然是秉承高拱、张居正等人之意，为推动俺答封贡造势，但其中所例举的数据如果单独去看，则每条都是实情。以此足可见募兵花费之高昂，已经是当时朝廷完全承受不起的了——毕竟当时又没有加征什么辽饷、练饷、剿饷之类。
明军募兵数十万，年花费三四百万两，南疆六大警备军共约三十万，花费难道就少了吗？
当然不会少！
警备军的募兵银(一次性那个)价格前后不同，最早的一批全是汉人，虽然是以北人为主，但高务实当时给得颇高，为每人六两。而由于京华的规矩，衣服这一块是定期免费发放，所以“衣装银”倒不必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