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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两署十三司与原先的各省司颇有区别，最大的差别在于两署十三司的用人贯彻了当年高拱的一个著名观点：进士少而举人多，举人中有实才而不精于文章者大有人在，故当多用举人。
这当然是个很务实的观点，春闱每三年才有一次(除非开恩科)，虽然中试人数并不固定，但通常一次也就三百人左右，平均来说每年能“当官”的只有一百人。
大明如此广大，致仕退休者、政争失败者、丁忧守制者、因故挂冠者……各种各样的离岗官员都可能超过这个数，光靠那点进士能管什么用？
进士们真正的意义在于做大官，继而刺激民间向学之风，而真正在基层办事的官员在大明实际上是所谓“吏员”，他们并不在“官”这一阶级。
但问题也出在这个“吏员”上，很多地方上的吏员，其职务几乎是世袭的，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该家族在主管项目上拥有充分的“经验”，却也一定会形成很多弊端。
比如某县的财务工作始终是某家族负责，则其县尊不管如何换来换去，都无法深入“改革”当地弊病，而该家族却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地方实力，只手遮天、胡作非为。
所以高拱生前就一直有意改变这种情况，只可惜天不假年，他的很多改革还只是开了个头，或者提出了“指导思想”，自己便撒手人寰了。
高务实作为他的衣钵继承者，自然要把很多改革继续推进下去，但与后世搞改革一样，改革总是会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
到了深水区就有深水区的讲究，任何实践都是不断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没有任何改革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劳永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