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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律对委托监护主为自己征税的数额有所限制，但实际上征收的数目是无法计算的。专权者搜刮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用尽他一切想用的办法，结果一个印第安人有时竟要缴纳二十次赋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印第安人)也不敢抱怨，因为很少可以得到伸张正义的机会。”
一些印第安人为监护主常年累月的工作，却只有微薄甚至于根本没有任何报酬，且还需要向监护主交纳沉重的贡赋。
监护主向印第安人征收贡赋的标准也非常不合理，监护主征税时会以早期人口普查数据为准，向印第安人社区征收实物税或钱税，但是其所用的人口数据却不准确。因为社区内的许多印第安人都已经死亡或逃离了，社区里根本没有那么多印第安人，却需要承受很大的经济负担。
一些西班牙殖民地的印第安人甚至每年要为监护主劳役300天以上，而官方的标准则是5-9个月。这使得许多印第安人连耕种土地、与妻子同居和生养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使许多印第安人社区像遭受旱灾的玉米田一样快速枯萎灭绝。
印第安人的惨状甚至让一些西班牙人都不忍直视，一位名叫巴塞洛繆·德·拉斯·卡萨斯的西班牙教士对自己所见到的印第安人充满同情，勇敢地站了出来为印第安人辩护，用辛辣的语言揭露自己同胞奴役印第安人的罪过：
“他们(监护主)对这些印第安人所施的‘恩典’就是把男人送到矿上去采金，这是一种不堪忍受的繁重劳动。把妇女赶到农场里掘土种地，这种劳动即使对男人来说，也是极为繁重的。无论男女，只给他们一些野草和其它毫无营养的东西充饥，暴徒们……饿死印第安人的婴儿；在矿山上，男人们死于劳累和饥饿；在农场里，妇女们也因同样的原因而丧命。”
这些麻烦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于“委托监护制”本身的“委托”二字。这是一种代理人制度，而非中国历代所惯用的垂直管理。
高务实在南疆地区的做法就与这完全不同，南疆各国在实际上都有垂直管理体系。各国国王头上的实际管理者就是“京华顾问团”，而这各个顾问团又是直属于高务实本人的，他们最终的负责对象都是高务实本人。
而南疆各国下属的各级官员又是京华所任命，而且这一任命制度除了极个别地区(如岑黄两家等土司是因功世袭)之外，其余都是流官制——即不能世袭，全看上头指派。这就使得各地官员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只能“媚上”，也就是乖乖听京华的，听高务实的。完全做不到如西班牙殖民者和殖民政府那样对西班牙朝廷阳奉阴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