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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国公管家为门下受馈银千两令伊子滥买武科”。
其实这类的记载虽少，但是恐怕反倒是这些勋贵主要的精力所在。总的来看，勋戚贵族到了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主要工作就是代皇帝祭祀，承担各种皇家礼仪工作。看来老朱家还是挺把他们当自己人，真正是“与国同休”了。
至于朝堂话语权，他们对政治军事事务有一定发言权，但是没有操作权。而物质生活方面，简单的说就是俸禄高，赏赐多，有庄田，还能贪污受贿而不必担心受太大的惩罚，这方面待遇明显优于文官。
而身份地位方面，无论是爵位还是品级，都是勋贵高于文官。(顺便提一句，“公爵为超品”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超品应该是鞑清才有的说法，本书中偶尔这么说是因为大家习惯于如此理解。事实上《大明会典》、《明史·职官志》都没有超品一说，公侯伯表总叙称“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
从以上的记录中各种礼节性场合及相关记载也能看出，都是勋贵在前文官在后。如册封太子妃之时“命定国公徐文璧充正使，大学士沈一贯充副使，指节诣皇太子妃府行纳采问名礼”，时任首辅沈一贯只是副使；
又如“以辽左用兵文武百官英国公张惟贤等各捐银助饷有差”，像这样在“文武百官”总称后面加个代表的，都是勋贵武臣班首；
再如朱翊钧临死前，“丙申，上疾大渐，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入见于弘德殿”，同时作为顾命大臣，理论上来说当时的武臣班首英国公张惟贤也是排第一的。
以上种种囊括来看，便是勋贵身份虽尊，但绝不能胡乱插手事权；名义上的地位虽高，但最好别去得罪文官。
赏花会定在三月初八，这一日没什么特别，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司礼监把李如松的陛见安排在三月初六。
李如松虽然现在实际上有了一个“宁远伯应袭”，即他身为长子，乃是“应该袭爵”的那个人。但毕竟此时的他尚有“差遣事职”在身，也就是“镇守宣府总兵官”，需要先经过陛见皇帝才算卸任此职，同时新任“镇守辽东总兵官”，故而面见皇帝必须排在任何事情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