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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原本也同意这个观点，但当他身处大明这么多年并且出任过一段时间的辽抚之后，却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现在认为舒尔哈齐兄弟之争，决不单是统治阶级内部规律性悲剧的重演豆箕相煎、同室操戈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场“拥明”与“叛明”两种思想碰撞下产生的政治斗争。
由于努尔哈赤自己搞出过“七大恨”，他的叛明思想就不必细说了，因此高务实推论的第一点，是拥明派的社会基础和“舒尔哈齐拥明派”的形成。
高务实为此仔细回忆过自己当初看过的史书，发现在努尔哈赤起兵的早期记载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间题，那就是努尔哈赤各种实录的纂修者，均浓墨重彩描绘出一幅幅“太祖”屡遭族人、仇人暗害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从其起兵后的第二个月起，到翌年五月止，暗杀事件的记载就达五起之多。后世史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女真族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固有现象。但高务实认为，此说只是注意了事物的内部发展性，而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清太祖实录的纂修者对此冠之为“忌上英武”，而回避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即六祖子孙和仇人的暗害活动，为什么恰恰发生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后？这是巧合，还是有深远的历史背景？
《满洲实录》中作出过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万历十一年，当努尔哈赤向大明边臣索要尼堪外兰时，“明边臣日尔祖、父之死，因我兵误杀，……又赐以都督勒书，事已毕矣。今后如是，吾即助尼堪外兰筑城嘉班，令为尔满洲国主。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
这则记载初看很平常，细看则会发现，其说明“国人信之”的是明朝的号令，国人拥戴的是明朝指定的首领。正因如此，“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尼堪外兰”。换句话说，他们都作出了与“国人”相同的政治选择。
由此可见，大明皇帝“天下共主”的观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这种世代因袭的、传统的观念，已经成为人们思想上难于逾越的藩篱，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权威性，甚至连努尔哈赤本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敢公开打出反明的旗帜。
其子皇太极在四十年后的天聪八年七月，在致书大明崇祯帝时，也依然承认“满洲原系属国，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尝以为非也。”这其实是大明维护全国统一的力量所在，也是努尔哈赤起兵后，女真族内部拥明派的思想基础。
所以，当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后，颇以难觅知音为苦，政治上的盟友一经人以明廷的是非相开导，马上就是“遂背约不赴”。
尤为“不幸”的是，努尔哈赤早期唯一的主要支持者、妹夫噶哈善，也为族人所杀。当努尔哈赤欲集众收其骸骨时，诸族昆弟竟“无一人往”，努尔哈赤成了“诸族皆仇”、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真实地反映了人心的向背，这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