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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在边墙外陈兵宣威，做出一副整兵备战、即将攻城，“要么和谈，要么开打”的样子，对这两地明军进行威慑。
1632年是崇祯五年，大同和张家口的明朝守将，肯定早就知道明清两军在辽东和辽西一带常年的战事，但他们没有料到清军这么快来到土默特蒙古，出现在遥远的晋北和张北地区。在严重缺乏防御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大同和张家口两地明军很快都选择向清军妥协。
“六月十四，得胜堡明军遣使十六人至营贡献，牛两只，羊八只，绸缎四匹，茶叶一百八十四包，烟叶六包，白糖三十九包，冰糖九包……”，而清军“回赠来人各羊一只”；“六月二十八，宣府守将遣使议和”。
于是，在张家口明军守将私下与清军达成议和的局面后，明军守将纵容当地商人与清军进行马市贸易。张家口当地百姓和商人，自然是以山西人为主。明末的“晋商”就是如此和清军发生了联系。
冒用他部名义，与大明展开马市贸易和封贡来往，一贯叫作“挟贡”、“挟赏”，这种现象在当时蒙古、女真各部里都很常见。比如说当察哈尔部与大明关系紧张时，明朝对他关闭马市。察哈尔就长期冒用内喀尔喀巴林、乌齐叶特两部的名义，到广宁挟贡，到开原马市挟赏，明廷对此也并没有过多干预。
在鞑清入关前，清军和清军的八旗买卖人，就是借助土默特的名义，到大同和张家口来和晋商做贸易，利用的是当年隆庆和议后开边塞马市的有利条件。张家口当地一些晋商，就在明朝地方军政官员的许可下，和冒土默特之名的清军做买卖。
至于晋商出长城，到塞外甚至后金境内去活动，包括所谓向后金“提供情报”等描述，则没有正史依据，都是无根据的传闻。
换句话说，贸易是有的，不仅后来有，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了。但要说这就是卖国，至少从大明的法律层面而言，却还谈不上。
察哈尔现在也被禁止贸易，但察哈尔有好几个渠道可以获得大明的产出，包括与土默特某些非把汉那吉直属部落的“走私”，包括以内喀尔喀两部名义在广宁（李成梁驻地）合法私市，乃至于在东侵叶赫之前从叶赫手里获得——此前也说过，叶赫经常充当二手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