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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必须要说，规定是规定，而实际上自万历期开始，明代部分内阁学士等大臣并不严格遵循“考察后自陈”之规定，而是在考察之前即己呈上自陈疏。
如原历史的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京察，早在正月二十三日，内阁辅臣王锡爵就呈上了自陈疏。又如天启三年二月京察，内阁辅臣叶向高更是早在正月初八便呈上了自陈疏。
而今年尤其不同，往常大多与二月进行的京察因为西北之乱等事被拖延到了将近中秋，很多事都要赶早，于是高官的自陈皆大举提前。
有明一朝之所以于京察中令四品以上官员及翰林院学士自陈并取自上裁，是因为四品以上官员，几乎全为大小九卿之官，平时即可立于朝堂之上与皇帝面议朝政，故皇帝对各官都有初步之了解。
另外，四品以上已属体尊之官，为显示对高官的尊重，亦不可使其与五品以下之中低级官员同堂受审。而翰林院众学士本身即为“清华之选”，且“官为学士，职在论思”，不必过多参与政务的处理；此外，学士与皇帝过从甚密，其行能如何必然为皇帝所知晓，故亦不需被吏部与都察院考察。
当然，实际上四品以上官和翰林学士的自陈，并非从来皆然，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复，方为定制的。
有关官员于京察中的自陈，在成化四年之前都没有相关之记载。成化四年方才有“两京大臣许令自陈休致”的记载，然此并非自陈之定制，只是在言官的建议下才间或行之，而且对所谓之“大臣”为何，也没有明示。
“弘治十年二月，吏部以考察京官，请会同都察院如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上从之。又以御史郑惟恒等奏，欲兼考大臣，请通行两京四品以上官，令自陈。上曰：两京堂上官不必自陈”。
可见直至弘治十年之时，大臣仍游离于京察之外，自陈仍不是京察的固定程式，即使言官奏请，皇帝亦不予采纳。到了正德四年时，才于行京察之诏书中有明确之规定：“堂上官四品以上令自陈”。自此，四品以上官员于京察中进行自陈方为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