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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历史上王锡爵在论及万历二十一年京察之时就曾说：“今年考察，系郎中赵南星专管”，此次京察因与“台省有异”而导致议论纷纭，然“本部堂上官，则以事在该司，不代为之认罪，亦或其体统当而不可深罪也”。
时任吏部尚书的陈有年在评价万历二十一年南京考功司郎中钱士完在京察中的表现时亦说：“当事难，当任怨之事尤难。诸臣所见，士完任怨矣”。
吏部尚书认为京察由考功司具体负其责，故造成不良之后果应由考功司官员来承担；内阁辅臣亦认为这种做法“体统当”；都察院长官也认为考功司实当任怨之事。
可见考功司在京察中的作用之大，责任之巨，以至于朝廷上下都认为考功司是京察的“主管单位”。
这种局面也不是只有万历朝才有，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时，薛应旅“为南京考功司郎中，主京察。大学士严嵩尝为给事中王晔所劾，嘱尚宝丞诸杰贻书应旅，令點晔”。
连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想黜退有私怨之人，尚需嘱托考功郎来办，考功司郎中在京察中地位之重可见一斑。
具体来说，“考功郎中每内外二计之年，其起用也，必限先一年春夏到任，馎咨公论，徐折众靖，不得她担，临期草草了事。内外察毕，功司掌印官仍宜宿部数日，查册内有议未处官，或系司府辩明，或系舆情共惜，一一手注明白，用印钤盖，亲付选司，不得溷行劣处。此举必在二月初五六日以前印官注完，呈堂简阅。”
从这些规定和说明也可以看出，考功郎中通常需要为京察进行几乎一年的提前准备；而且即使是京察之后，考功司郎中还承担着做好京察后续工作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高务实让杨巍根据考功司的初评结果“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从道理上和习惯上来说，都是毫无问题的。
但杨巍把这事吩咐下去之后，却丝毫没有觉得轻松，他总觉得自己似乎忽视了什么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