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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过去两年，高拱认为王锡爵应该是“想通了”，查其吏部档案，他在南京翰林院的表现也很优秀，于是高拱又把他调回了北京。
这次回京，只“锻炼”了一年左右，王锡爵就被高拱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之职，并依旧让他充经筵日讲官——彼时，王锡爵是日讲官中正式职务最高的翰林学官，正经的帝师地位就是这么来的。
本来，如果时间到此为止，王锡爵几乎就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表现了，虽是持心学派立场的南榜官员，但偏偏又还挺得高拱器重。
可惜，此时已经到了万历六年，高拱突然逝世，实学派虽有郭朴接过权柄，但一时之间也要先稳住阵脚，顾不得太多其他事。
于是王锡爵又出来说话了，他看似非常公允地上了一道疏文，表示高拱在时，以首辅兼掌铨务，权力太大，不符合祖宗至意。不过考虑到当时高拱是顾命首辅而皇上年幼，这么做也还可行，然而现在既然顾命首辅已经身故，皇上的年纪也逐渐大了，这种兼任就不该继续下去。
因此王锡爵表示，请首辅郭朴辞任吏部尚书。
王锡爵的这一手其实很有想法，不仅道理说得过去，而且时机把握很好，郭朴虽然也是老臣，毕竟不像高拱那么刚直，这样堂堂正正的讲道理，是有可能说服他的。
然而王锡爵还是算漏了一些事。
皇帝虽然年纪逐渐大了，但其实也才十六岁，而且李太后当时根本不觉得皇帝能做得好，她那时候的说法是等皇帝三十岁再让首辅放权——这话估计不是真心话，但至少反应了李太后对皇帝“不成熟”的一种担忧。
在这样的情况下，郭朴又是“顾命辅臣”之一，凭什么不能兼任吏部尚书呢？高先生兼任了八年，难道出了什么乱子了吗？没有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