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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关系，《礼记·大学》中也曾记载，说商汤王在浴盆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铭文，用以提醒自己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
自朱熹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之后，《大学》早已是儒家主要经典之一，也是当今大明科举“必考科目”。大明民间虽有学人反对程朱理学，但至少还没人跳出来反对四书本身，所以高务实并不担心没法给自己的改革找到依据。
至于他刚才提到的另一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则是出自《商君书·更法》。这句话就说得更加直白而且直接，意思是治国之道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非要拘泥于古法旧制。
《更法》是《商君书》中的第一篇，主要反映商鞅反古易礼、推行新法、施行新政的变法思想。高务实在此引用是有深意的，而且他确定眼前这两位同僚肯定能听懂——都是堂堂进士老爷出身，总不可能连《商君书》都没读过。
具体到《更法》这一篇，它是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秦国变法前夕，商鞅同甘龙、杜挚针对“是否变法”这一问题在朝堂上进行的一次论战。
当时秦孝公首先提出议题：“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
甘龙首先表态，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也表示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当然反对甘龙、杜挚这样的论调，于是反问二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