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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欲从长计议，迫使“虏贼”不敢犯边，遂授予王越节制大权，以促其大成。然而在成化十年七月，王越因病势渐增而回京。
弘治十年，蒙古人寇肃州之沙窝堡，巡抚甘肃都御史吴珉不能抵御，兵部乃议设总制官，遂令王越总制甘凉各路边务兼巡抚地方。不久即命甘肃、宁夏、延绥三边军马俱听王越总制调用，巡抚甘肃都御史另选他人。
王越任总制期间主要应对贺兰山后蒙古一部，孝宗特告之：“贺兰山后乃虏贼巢穴，累次寇边，皆自彼而入，使其住居年久，熟知地方或诱引北虏大众，或招来野乜克力等夷，为患不小，尔须运谋追剿，母令滋蔓。”
正德元年二月，时在陕西一带督理马政的巡抚杨一清因宁夏花马池屡被侵袭，所调延绥游兵久不至，故请设总制居中调度。经兵部会同廷臣推举，武宗简命杨一清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边务兼督理各该地方马政。
由此可见，三边总制最初具有临时设置的性质，多是为应对严峻之军事形势，且在任时间较短，或因疾病召回，或因战事稍息召回。随着派设次数的增多，总制在任时间的延长，该官职的派设渐趋稳定化。
杨一清于嘉靖四年五月上任，十一月离任，王宪即于是年十二月接任，一直到嘉靖七年二月方被召回，徐琼于王宪离任的当月即被任命，至十年九月方离任，后任的总制基本连续上任，很少出现间断的情况。
由此可见，自嘉靖四年以后，朝廷中枢派遣三边总制已成为定制，不论是否遇到军事危机皆遵循定例，连续任命，成为比较固定的中央派遣官。
而到了嘉靖十五年，因为避“制”字（圣旨中有一类，曰制），于是朝廷将陕西三边总制更名为陕西三边总督。自后，一直采用“总督”之名。
三边总督的权责说清楚了，郜光先这个陕西三边总督的责任也就很明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