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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本人对于人参的药性其实是持一定怀疑态度的，因为他记得后世的现代医学分析人参的成分后得出的结论是“与胡萝卜根差不多”，而且人参的逐渐神话过程他也很清楚。
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后来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但都谈不上神妙无比。
可是到了明朝，人参就忽然变得厉害起来了，成了“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脱颖而出，荣登“神药”地位。
方才曾说，明代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就是辽东地区的辽东参，又称辽参。
早年间，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材、药材。比如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就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苏轼而言，人参就和干枣一样，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药。且他动辄托人顺路带上“数斤”，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
当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梦溪笔谈》里就有记载，说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不过，从苏轼为满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参来看，至少普通上党参在北宋仍属普通之物，只有其中个别特产参品别高看一筹。但这也没什么奇怪，就好比普通的茶叶才值几个钱，但你要说名茶，那价格又要翻上多少倍？
人参的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直到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一钱五分。而到了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每斤——原因前文说了。而至崇祯时，参价已高达到十六两白银每斤。
而人参地位大变，直接成为神药，其实还是发生在鞑清代明之后，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