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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觉得，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极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
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远离朝政罢了。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让，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因为方孝孺一人，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
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祖制”惯性，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
这个社会根源的关键点，就在于长江流域的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