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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党争，有党则必有争！更何况，这是大明朝的党争，可不是宋朝那种，没有那么温文尔雅，废法而不废人。
有明一朝的党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高务实很清楚，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但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虽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他，党争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一样会党争，甚至争起来比小人还厉害得多。
为何高务实认为明代的党争与宋代不同？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九十年，此时的北宋已经经历过对辽和西夏数次战争，国力消耗严重。同时，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便在这个时候，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
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