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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经济案件上找京华的麻烦显然行不通，刘守有不想自杀。
于是接下来，他瞄准了权势问题，或者说是“不臣之心”的问题。这一点，刘守有是从《京华十六条》上着手，把京华实际上操控了安南政局的情况汇报给朱翊钧知晓。
本来按照刘守有的想法，皇帝对于臣子做这种事一定是极其敏感的。尤其安南又是个长期游离于朝廷体系之外的特殊属国，高务实依靠京华把持安南大权，这事被皇帝知道了，那还不赶紧防微杜渐？直接杀了高务实也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然而意外发生了，朱翊钧得知消息之后居然跟没事人一样。他丝毫不相信高务实会放着在大明朝廷做人臣之巅的机会不要，却跑去安南做个土王。
刘守有因此失落了很久，直到前不久他才想明白一个道理：高务实虽然在安南掌握了近乎于“太上都统”的权力，但他的根基一直摆在大明——他是靠京华掌握安南的，而京华的根子在大明啊，如此一来，皇帝当然觉得高务实不会“跑路”喽！
京华在大明的产业加起来，怕不是千万级别的？谁舍得这么大的产业不要，去安南当个土王？
于是刘守有的第二轮打击又落了空，反而让皇帝觉得他魔怔了。
到了这一次，刘守有才终于想明白了，高务实之所以让申时行、余有丁这样的内阁大学士都忌惮无比，既不是因为他有个追谥文正公的伯父，也不是因为财雄天下，而是他拥有皇帝近乎无限的信任。因此要打击高务实，真正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打击这种信任上。
于是便有了这一次的“妖书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