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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了嘉靖七年，世宗采纳大学士张璁的意见，每省派京官或进士二人前往主考，但只行了两科，就因与监考官的礼节纠纷而罢，此后时行时罢，没有一定。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万历十一年，礼部才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最后定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个读书人较多的省份，由翰林编修、检讨主考，其他省则派六科给事中及礼部主事主考。同考官也要求由进士出身的府推官、知县担任，教官只是“间用”，加以点缀而已。
但是，历史上万历十一年发生的事，现在提前到了万历十年，并且步子走得更大。
仔细想想，倒也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到了次年，朱翊钧开始反攻倒算，同时也把一些他认为该改革的事情提上了日程。后世一提朱翊钧清算张居正，就说他一反新政，其实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某个时期的政治风气。
事实上，此时的朱翊钧已经在张居正无比严厉甚至无比严苛的帝王教育下，拥有了足够的政治见解，他已经能够自己判断哪些措施是必要的，哪些措施是有问题的。所以当他对张居正的幻想破灭后，他开始通过各种举动来证明：没有你张居正，朕照样能治理好大明！
但是很快，朱翊钧发现现实与他想象中有所不同，文官集团根本不配合他，尤其是国本之争，更是让这种不配合升级成了对立和冲突。
朱翊钧开始试图从他的父祖两代皇帝身上，找到一个好的应对办法，最后他失望的发现，自己无法单纯的模仿自己父亲或者祖父。
他的父亲隆庆帝，素来以仁厚著称，他的治国理念非常简单，正如他临终之时的交待：凡有事难决，问高先生即可。
但自从出了张居正的事——这个平时教导他尊俭朴、去奢靡的帝师，自己竟然奢侈到他这个皇帝根本没法想象的境地——朱翊钧不敢相信那些看起来甚至还不如张居正的臣子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