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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鲤此人，在历史上是与沈一贯作对而闻名的，而这也为他留下了千古美名，在他去世后，朱翊钧曾亲笔为他题写了祭文足足四篇，称其为“乾坤正气，伊洛真儒”。
在原历史上，高拱既是他的主考官，又是他的同乡，他都不肯私谒高拱，以至于高拱把他当成沽名钓誉之辈而不闻不问，打算先磨一磨他的心性。这一世却有所不同，因为高务实知道沈鲤的为人，也知道他的前途，所以一直与其交好，慢慢才将他拉进昔日高党的核心圈子。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沈鲤能出现在高党之中，其实是由于高务实的缘故，这也就使得他对高务实比对整个高党还要重视。
这样一个人，高务实当然是不担心他会泄露机宜的。
蒙古应变这件事暂时就先到这里，接下去高务实写信召回坐镇成都、正在想办法打通西南商路的曹淦，让他亲自出马把这件事落实下去。
曹淦在京华集团的地位相当高，乃是未改姓家丁中的第一人，尤其特殊的是，不同于海贸和海上力量被分为各私港以及现在的南北两洋舰队，京华的陆路“外贸”被集中掌握在京华商社，而曹淦则从头到尾一直负责京华商社，至今已十年有余。
这种资历，在整个京华的“家丁系”中，只有高陌和高瑞（高小壮）两人能比。
但相对来说，高陌算是坐镇中枢，负责的是全京华的监察系统以及高务实的个人安保；高瑞是坐镇开平这个京华工业体系的核心重镇，算是“管生产”，都不负责“直接来钱”的商贸，因此曹淦的地位在商贸口尤其独特。
不过曹淦在成都接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甚至没等过夜，当天就启程往京师赶。
其实这件事在曹淦看来，本身就是自己提出的，要不是上次自己向老爷汇报，说不定老爷现在还不知道土默特内部已经有了分崩离析的苗头。因此老爷召他回京主持这件事，在他看来也是理所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