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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抄三年圣旨的苦劳，再要求“援例出身”，就顺理成章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中书舍人旧制二十员今已三十六员矣”，冗员泛滥，泥沙俱下。
这样一来，有些自问家中子弟有些才学的大臣，即便皇帝要他恩荫子孙，他都不肯。譬如说“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万安等以星变各辞其子及孙中书舍人之职。得旨：卿等事朕春宫辅导有年，特各录用一子以酬其劳，俱不允辞。”相比那些汲汲营营以求荫职之辈，逼格一下就上来了。
这种区别对待，一方面体现出皇帝对阁臣的信任，这本身就是阁臣地位上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授予标准逐渐操之于上。再加上作为托底的荫子入监制度逐渐完善，因而荫子为中书舍人的门槛实际上反而是提高了。景泰、天顺年间不乏四品、五品官员乞恩得荫子中书舍人之例，而到了正德年间，三品侍郎已经不够看了，翰林院学士薛瑄之孙薛葵，还是靠薛瑄一代儒宗的身份才得到优待。至此“次揆与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书舍人”的惯例也基本形成。
以上要么是特恩，要么是“高配”，正常情况是什么呢？是恩荫一子为国子监生。国子监生并非官职，但是对朝廷而言实则更需慎重，毕竟前述两类属于凤毛麟角，而监生制度是足以影响整个人才选拔机制的。因此虽然明初就有“乞准送国子监”之例，正统以后也多有官员子孙“希求入监”，但是皇帝屡以“国子监是育才之地，不可滥进”为由进行各种限制。到了大明中后期，首辅的子弟也经常就是恩荫个国子监生了事。
虽然照理说，以内阁辅臣之尊，不需要跟三品官员去争监生的名额，但是要考虑到三个因素：一是一般大臣升至三品时，其子多已成年，总不会有人预知自己能入阁而让儿子一直宅着；二是正德朝以前，都是卒后荫子，等你挂了朝廷才会想起这回事；三是大学士也很可能不止一个儿子。所以即便是首辅的儿子，也很有可能是监生出身。而且以监生入仕，理论上来说前途要广阔的多，毕竟理论上来说也是“正途”之一，虽然中期以后不能和科举相比，但是有身为内阁首辅的爹，这都不是问题。
以臭名昭著的严世蕃为例，他监生肄业后，先任后军都督府经历（实习），后升为顺天府治中，都算是正常升迁。嘉靖二十二年严嵩为他谋求尚宝丞，吏部文选郎郑晓认为“治中迁知府，例也。迁尚宝，无故事。”实际上顺天府治中虽然在北京，但是很多时候更像外官，这是一道无形的鸿沟。而严嵩选择尚宝司丞这一职位也不稀奇，毕竟这是首辅之子理论上可以享受到的待遇。真正难以复制的是其后的火箭升迁速度，几年间就连跳数级由从五品尚宝司少卿升至正三品工部左侍郎。
除严世蕃外，成化年间首辅商辂，其次子商良辅也是先恩荫入国子监，然后被授予礼部主事的职位，最终以从三品太仆寺卿致仕。
而对比以上这些之外，更差一点的则是恩荫武职。大明中后期文贵武贱不必说了，沦落到去恩荫武职，可见文化水平实在拿不出手。
而赵贞吉这个孙儿赵祖荫，后来就选择了恩荫中书舍人，最终也只混到云南边陲的知府；张居正的四子张简修更不成器，有这样一个老子，居然恩荫武职出身，比他几个兄弟还差得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