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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最早出现的并不是古文学派，而是今文学派，因为秦朝的原因，所以当时很多书籍都流失了，汉武帝当时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建立了长安太学，设置了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那时经书只有后来才称“今文”的那一种版本，还没有受到古文经书的挑战。董仲舒曾三次应对武帝的策问，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发挥，把儒学改造成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神学理论体系，其中糅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成分，成就他的一家之言。
但是后来因为汉成帝时，刘向奉命将各地收集到的旧书加以整理校订，其子刘歆在协助父亲校勘时，发现一部用古文抄录的《春秋左氏传》，觉得左丘明对《春秋》的解释较为公平、正确，想必是左氏见过孔子，所以得其真谛。
刘向死后，汉哀帝命刘歆接替父职，刘歆就建议朝廷把《春秋左氏传》，连同同为古文经的《逸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
而治《春秋》出身的董仲舒所依据的文本是《春秋公羊传》，所以很多人认为是左传是邪门歪道，尤其是在朝堂之上的官员，更是口诛笔伐，这个事件也就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第一次交锋。
斐潜说道：“读书如饮茶，冷暖当自知，若尽信书，可无书矣。”作为后世所谓树立权威，然后权威崩溃，搭建人设，然后人设垮塌的各种经历之后，斐潜明白很多东西只要是人写的，就必然会有个人的感情因素在内，如果只懂得完全一股脑的全盘接受，那又和鸭子有什么区别？
“尽信书不如无书”并非是斐潜独创，而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孟子就已经提出来了。
蔡邕几乎是眨眨眼就明白了斐潜的意思，便捋了捋胡子，说道：“子渊欲以孟攻孔？此法……何为可信之书？”
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并非是说全部不接受，而是有选择的进行接受，那么问题自然就来了，怎样选择才是正确的，那一本书才可真正的让人相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