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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成立与加入各种形式、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如组织抗日救国会，组织互助会、兴办补习夜校等团结工人，学生和市民。
通俗地讲，便是要求同志们主动融入工农群众，真正的和人民群众交朋友，而不是以红党党员的身份去下命令和生硬的指挥群众。
为何组织上会重点提及‘群众化’和‘勤交友’，以上海目前的情况为例：
上海的红党数量，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大约有一万四千余人，去年年底暨一九三七年的统计，能够联系上的，在组织的同志是一百六十余人。
目前上海的同志们中，有一部分是最近一两年中新近加入的学生党员。
这既说明了国红合作之后，组织上在上海获得了相对较为宽容的发展环境，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革命环境依然很危险。
同时，学生党员不缺乏高昂的革命热情，但是，在某些方面不够群众化，也不是年轻的同志不愿意融入群众，而是因为这需要一个过程。
程千帆想到了秦迪，秦迪的革命热情毋庸置疑，善良、热血、同情疾苦，这是秦迪，他也愿意亲自去帮助贫苦的群众，但是，想要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不知道秦迪能不能做到，即使是能做到，这也这需要一个融入的过程。
“组织上正在筹备‘益友社’。”彭与鸥说道，“暂不知道这是否会引起巡捕房、警察局以及日本人的注意，法租界这边需要你们保持警惕，一旦有情况，及时向组织上示警。”
‘益友社’的组织上预备成立的商业职员团体，以“提倡正当娱乐，改善业余生活”为宗旨，举办剧团、图书馆、诊疗所、理发室，尤其是预备花大力气开办业余补习学校，教群众识字，懂大道理，知荣耻，灌输抗日爱国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