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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赋税征缴的户籍联动：南唐赋税以「两税」为主，夏税征钱，秋税征粮，均以户籍登记的人丁与田亩为依据。中主李璟时期，因与后周战争频繁，曾按户籍丁口加征「丁身钱」，每丁年纳千文，导致江南百姓「生子不举」以逃税。这种高度依赖户籍的赋役制度，虽短期内充实了国库，却也埋下了后期民户逃亡的隐患。
（二）楚：茶税经济下的户籍变通
楚（896—951年）统治湖南地区，境内洞庭湖平原为「湖广熟，天下足」的早期核心区，且湘江流域的茶叶种植兴盛。马氏政权依托「茶马贸易」构建经济体系，其户籍管理既重农耕，又因茶税特殊性呈现灵活特征。
1. 茶户的专门化登记：楚在潭州、岳州设「茶场司」，将种植茶叶的农户单独编为「茶户」，户籍注明茶园面积、茶叶品种，每年按产量缴纳「茶租」。据《九国志》记载，天福年间（936—942年），楚仅潭州茶户即有五万余，茶税收入占财政总额的40%。为防止茶户逃税，楚政权规定茶户不得改业，户籍世代相袭，类似明朝「匠户」制度。
2. 商屯结合的户籍调整：楚与岭南南汉、江淮南唐开展茶叶贸易，为保障商路安全，在湘桂走廊设「商屯」，招募商人与流民垦荒，户籍归「镇将」管理。商屯户既需耕种戍守，又可从事商业运输，形成「亦农亦商」的混合户籍，这在重农抑商的五代时期实属罕见。
3. 流动人口的临时附籍：每年茶季，各地茶商云集潭州，楚政权在城外设「客籍院」，对停留超过三月的茶商进行临时登记，按交易额征收「住税」。这种临时户籍管理虽未突破「重农」框架，却反映了商业发展对传统户籍的冲击。
三、商业型政权的户籍创新：以吴越、闽、南汉为例
（一）吴越：海上贸易驱动的户籍分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