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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人口脱离原籍后，形成庞大的“浮客”群体。这些人既无原籍户籍，又难入新地版籍，成为“编户之外”的流民。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柴荣诏称：“诸州府乡村，有逃户庄田，其户应去年以前逃者，尽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承认流民可耕种逃户土地，却未解决其户籍归属问题。部分流民依附于地主成为“佃客”，但因无户籍登记，常被地主“隐庇人口，以为私属”，如吴越国曾清查浙西“佃客无籍者十万余户”，反映出流民被地方势力隐匿的普遍现象。
更严重的是“军流民”现象。五代各政权为扩充兵力，常收编流民为“义军”“乡兵”，但这些人“战时为兵，闲时为盗”，户籍在军籍与民籍间反复变动。后晋开运元年（944年），滑州义兵叛逃为盗，“焚掠州县，杀夺吏民，其户籍自军籍除名后，遂成无籍之徒”，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三、版图更迭中的人口强制迁徙：新占领区的户籍乱象
（一）军事殖民与户籍重构
五代政权对新占领区常采取强制迁徙政策，以削弱地方势力并充实京畿。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灭唐后，“徙长安民于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民户按籍驱迁，死者相枕于路”，此次迁徙导致长安户籍人口锐减七成，洛阳却因涌入大量无籍移民而管理混乱。后唐天成三年（928年），明宗李嗣源灭荆南，“迁高季兴旧部万余户于汴州，置坊以居之，然户籍未及编录，杂处军民，盗劫频发”。
这种迁徙常伴随户籍的随意篡改。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籍十六州民户丁口以献，契丹尽徙其民于辽东，更定户籍，以胡户杂处其间”，汉族百姓的户籍被强行并入契丹部族制管理，原有乡贯、职业信息全部失效。幽州百姓赵延寿在《奏陈户籍事》中称：“被徙之民，户无定籍，生不得入册，死不得除名，父子异籍，夫妻别户，实为乱世之弊”。
（二）藩镇割据下的户籍私政
五代藩镇在辖区内自行其是，形成独立于中央的户籍体系。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置户版于牙门，凡民之租赋，皆自部曲主之，州县不敢诘”，其户籍簿册不向中央报备，赋税全归藩镇。吴越王钱镠在两浙“以军户为基，编定乡里，凡民户皆隶于营伍，有事则征，无事则耕”，将民籍与军籍混杂，形成“兵农合一”的户籍管理模式，完全背离唐朝制度。
更恶劣的是户籍买卖现象。后汉乾佑年间，三司使王章“鬻官户以充军费，凡入钱三十万者得为县户，免其徭役”，富户通过买户籍逃避赋役，贫苦百姓却因无钱买籍而负担加重，导致“真户籍反为伪籍所累，赋役不均，民怨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