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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唐：商业户籍的早期探索
南方政权中，南唐（937-975年）国力最强，其户籍管理呈现鲜明的商业特色。都城金陵（今南京）“户口繁庶，商贾云集”，南唐设立“坊郭户”户籍，按资产将商户分为十等，征收“商税”与“屋税”。昇元元年（937年），烈祖李昪下诏“罢屯田，以民隶州县”，将官营屯田户编入民籍，推动土地私有化，使户籍与土地的绑定更加灵活。中主李璟时期，因“淮南盐铁之利甲天下”，专门设立“盐户”“铁户”等专业户籍，由盐铁使司直接管理，这是中国古代首次将手工业者户籍从州县系统中独立出来。南唐的户籍管理虽仍以农业为本，但对商业、手工业户籍的细分，已显现出古代户籍制度向近代转型的萌芽。
（2）吴越：水利户籍与人口管控
吴越（907-978年）偏安江南，钱氏政权以“保境安民”为策，其户籍管理与水利建设紧密结合。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征发民工二十万修建钱塘江海塘，为管理工程劳力，设立“都水营田使”，将民工按户籍编为“营田户”，平时务农，汛期修堤，这种“兵农合一”的户籍模式，既保证了水利工程的人力需求，又通过“以工代赈”稳定了流民。吴越还推行“均田定税”，据《吴越备史》记载，其“按户籍计口授田，亩税三斗，较中原为轻”，轻徭薄赋政策吸引了大量北方流民南下，至北宋统一时，吴越户籍人口已达“十三万余户”，较五代初期增长近三倍。
（3）南汉：民族杂居下的户籍模糊化
南汉（917-971年）统治岭南，境内俚、僚、瑶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杂处，其户籍管理呈现“华夷混编”的特点。南汉君主自谓“汉家苗裔”，却对少数民族采取“羁縻政策”——在汉地沿用唐制户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则承认“洞主”“酋长”的世袭管辖权，这些区域“不输赋税，不服徭役，唯听调遣从军”。贞元三年（919年），南汉后主刘鋹为搜刮财富，下令“不论华夷，按户籍征‘琼林玉粒钱’”，引发少数民族叛乱，史载“溪洞诸蛮，相率为乱，户籍遂不可考”。这种对民族户籍的粗暴管理，导致南汉后期“州县户籍，十不存一”。
（4）闽国：海上贸易与特殊户籍群体
闽（909-945年）控有福建沿海，海外贸易兴盛，催生了独特的“船户”户籍。闽王王审知设立“市舶司”，登记从事远洋贸易的“船户”，规定“每船岁纳舶脚（关税）十贯”，并给予“免其杂徭”的特权。这些船户户籍不在州县，而由市舶司直辖，形成独立于传统农耕户籍的海上贸易群体。长兴四年（933年），闽国为垄断茶叶贸易，将茶农编入“官茶园户”，强制“岁输茶课”，这种官营手工业户籍虽增加财政收入，却因“课额苛重”导致茶户逃亡，至闽国灭亡时，“官茶园户十逃其七”。
（5）契丹（辽）：南北面官制下的户籍分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