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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后期户籍重建的曙光：经济复苏与制度转型的历史铺垫
一、干戈渐息：五代后期的局势嬗变与经济复苏土壤
五代十国（907—96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之后的又一分裂时期，藩镇割据、王朝更迭频繁，兵燹之灾遍及中原。至后周世宗柴荣时期（954—959年），长期战乱的破坏虽未完全消弭，但部分地区已显现出局势趋稳的迹象。后周通过南征北战，先后击败后蜀、南唐，收复幽云十六州部分失地，中原核心区域的军事威胁暂时缓解；与此同时，南唐、吴越等南方政权也进入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形成“中原稍定，南方承平”的格局。
战乱的缓和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后周世宗推行“均定田租”“奖励耕织”政策，下令焚毁寺院铜器铸造钱币，缓解流通货币短缺；南唐中主李璟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比年丰稔，兵食有余”，吴越则通过兴修水利（如扞海石塘），将太湖流域打造为“苏湖熟，天下足”的粮仓。农业的恢复带动手工业与商业发展，扬州、金陵、杭州等城市重现繁荣，“商旅辐辏，百货骈阗”的景象再次出现。经济活动的重启迫切需要稳定的人口管理体系，而长期战乱导致的“版籍焚逸，人口流散”局面，使户籍重建成为当务之急。
二、版籍荒芜：五代户籍制度的崩溃与管理困境
五代初期的户籍制度承继唐制，以“计帐”“户籍”为基础，实行“三年一造籍”制度，但战乱迅速瓦解了这一体系。后梁开平年间（907—911年），关中地区“百姓流散，户籍隳坏”，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宰相冯道奏称：“自兵戈以来，户籍残毁，至于赋税，多不依据版图。”这种混乱源于三重矛盾：
1. 人口流动与户籍失实的矛盾
战乱导致大规模人口迁徙，“中原士民避乱者多亡入江南”，仅后晋天福年间（936—942年），南渡江淮的流民就达数十万。这些流民脱离原籍后或成为“浮客”佃耕地主土地，或聚为“山棚”“营田户”，传统州县户籍已无法覆盖。后汉乾佑年间（948—950年），河南府尹奏报：“所属县镇，多有逃亡，见在户耕种不及旧田三分之一。”
2. 军事需求与户籍功能的冲突
五代各政权为扩充兵力，常以户籍为工具强行征发丁壮，如后唐“括民为兵，凡年二十至五十者皆籍之”，导致百姓“愁怨之声，盈于道路”。户籍从赋役管理工具异化为军事征发的枷锁，民众为逃避兵役，或“自残肢体”，或“窜名僧籍”，进一步加剧户籍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