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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籍百姓因战乱沦为“无籍之民”，失去法律身份保障。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封民妇张氏诉称：“夫死于兵，子逃于外，自家户籍被焚，今无凭为证，田产为邻人所占”，官府因无户籍档案可查，最终不了了之。此类案例在五代极为普遍，百姓失去户籍如同失去“身份证明”，无法主张财产、婚姻、诉讼等权利。
社会流动也因户籍限制而阻滞。唐朝通过科举打破阶层固化的通道，在五代几乎断绝——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科举规定：“应试者须具乡贯户籍，无籍者不得应试”，大量流民子弟被排斥在仕途之外，只能沦为“吏胥”或“军卒”，社会阶层日益固化。
（二）治安失控与伦理崩坏
无籍流民为生存常铤而走险，导致盗贼横行。后梁乾化年间，“陈、许、蔡诸州，流民聚为盗团伙，大者千余人，小者数百人，剽掠州县，杀官吏”，官府因无户籍可查，难以追缉。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御史台奏报：“诸州无籍之徒，多结党为盗，乡村聚落，殆无宁日，盖因版籍不明，奸宄易匿”。
户籍制度的崩坏更冲击了传统伦理。为逃避赋役，百姓“父析子异，母嫁女离，以求单丁免役”，家庭结构被破坏。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户部郎中王延嗣奏称：“今民多诡名析户，以避徭役，有一户分为五六户者，父子异籍，夫妻别户，纲常紊乱，莫此为甚”，社会伦理秩序濒临崩溃。
六、乱世中的户籍重建尝试与历史启示
尽管五代户籍制度整体崩溃，部分政权仍尝试重建管理体系。后唐长兴二年（931年），明宗李嗣源下令“括天下户口，委诸道州县造籍，每岁一奏”，并规定“隐漏一户，刺史罚俸一月”，虽因藩镇抵制成效有限，却为后周改革奠定基础。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柴荣推行“均田图”，以清查土地带动户籍登记，“定诸州户藉，第其甲乙，均其租赋”，使后周户籍人口较后汉增长近一倍，为北宋统一后的户籍制度重建提供了经验。
五代十国的户籍乱象，本质是中央集权崩溃下社会治理的全面失效。战争摧毁了户籍的物质载体，流民潮瓦解了户籍的人口基础，藩镇割据割裂了户籍的管理体系，最终导致“版籍不立，赋役不均，民生凋敝”的恶性循环。这段历史深刻表明：户籍制度的稳定，依赖于政权统一、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的支撑，而当战乱打破这一平衡时，人口管理的失序将成为加速王朝崩溃的催化剂。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其背后正是对五代户籍崩解教训的深刻反思——唯有强化中央集权，才能重建有效的户籍制度，维系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