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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括户虽一时收效，“得户三十余万”，但随着庄宗末年的内乱，“括户之法，遂为虚文”。其民族户籍分治政策更成为后晋、后汉的制度隐患，为契丹南下提供了借口。
（二）后周：柴荣改革与户籍制度的理性化尝试
后周世宗柴荣（921-959）在位期间，推行了五代最系统的户籍改革：
1. 均田定税与户籍核实：显德五年（958年），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遣使检视田亩，登记户籍，其痼弊者悉除之”，特别规定“桑田、屋宇，皆不在检括之限”，保护民产。
2. 建立户籍档案管理制度：规定“诸州府户籍，每岁一造，送户部备案”，并设立“架阁库”保管户籍文书，“以时曝晒，以防蠹毁”，这是中国古代官方档案管理制度的重要进步。
3. 放松户籍流动限制：允许“客户”脱离主户自立户籍，“若能垦荒田者，即为永业，官给印契”，打破了唐以来“客户依附主户”的制度束缚，推动了土地流转。
柴荣的改革使后周户籍制度向理性化迈进，据《旧五代史》记载，显德六年（959年）“籍天下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较后唐时期增长近一倍。但其改革因世宗早逝而中断，未能形成稳定的制度传统。
四、制度成效与时代局限：多重因素制约下的重建困境
（一）成效：经济复苏与制度创新的微光
五代十国的户籍重建并非全无效用。在南方，南唐、吴越等政权通过户籍与土地政策的配合，实现了局部经济复苏：南唐昇元年间“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吴越“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户籍登记的人口增长也为宋代户籍制度提供了基础数据，如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南方户籍统计，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十国时期的登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