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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方式上分为自发性流动与强制性迁移。自发性流动多因经济或政治因素驱动，如闽国后期"政荒民散"，百姓"多亡入南唐"（《十国春秋·闽世家》）。强制性迁移则由政权主导，后梁朱温曾"徙魏博军士家属数万户于洛"（《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南唐灭闽后"徙其宗室及士民于金陵"（《资治通鉴·后周纪二》）。这种强制性迁移往往引发社会动荡，如后蜀孟知祥徙梓州民入成都，导致"百姓怨嗟"（《蜀祷杌》）。
流动人口的身份具有双重模糊性。一方面，他们脱离原户籍所在地，成为"浮客"或"逃户"，失去原政权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在流入地往往难以获得正式户籍，《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南唐"括逃户，虽曾占田，多是浮寄，无有契券"。这种身份模糊性成为引发户籍冲突的根源，也为政权间的利益博弈埋下隐患。
二、政出多门：十国户籍政策的差异化建构
十国政权基于地缘政治与资源禀赋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些制度既继承了唐代户籍体系的遗绪，又因分裂格局而呈现出显着的本土化特征。户籍政策不仅是人口管理的工具，更成为政权博弈的重要手段，其差异化建构深刻影响了人口流动的方向与规模。
（一）中原政权的户籍政策延续与变异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政权虽更迭频繁，但在户籍管理上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基本继承了唐代的"计口授田"与"租庸调制"框架，但因战乱频繁而出现显着变异。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定诸道户籍，命州县括逃户"（《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试图恢复唐代的乡里制度，但实际效果有限，"时方镇各自为政，朝廷命令多不行于境内"（《资治通鉴·后梁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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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庄宗时期曾推行严格的户籍核查制度，长兴二年（931年）下诏："委所在长吏，严切招携，各令复业，不得辄有差科，候及三年，然后依例差遣"（《旧五代史·明宗纪》）。这种政策旨在吸引流民归业，但因军镇割据，"诸州括得逃户，多是军镇奏留，致有劳逸不均"（《五代会要·逃户》）。后晋石敬瑭为获取契丹支持，减轻赋税以收民心，天福三年（938年）"诏天下除二税外，不得妄有科配，逃户复业者，三年免徭役"（《旧五代史·晋书》），但此举导致户籍管理松弛，"编户之民，流离者半"（《旧五代史·食货志》）。
五代户籍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中央集权的衰落与地方割据的强化。后周世宗柴荣试图扭转这一局面，显德二年（955年）"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又诏诸州并县，户少者合并，废天下寺院三千三百三十六所"（《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这种大规模的户籍与行政区划整顿，虽增强了中央对人口的控制，但随着世宗病逝，政策未能持续，中原户籍制度始终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廿二史札记·五代户口》）。
（二）南方政权的户籍创新与地域特色
